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杨江义教授是广西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学术带头人。2012年，他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水稻杂种不育及偏分离”相关论文登上了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综合性科学期刊——美国《Science》。他的论文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揭示了与前人观点大不相同的水稻杂种不育机理，这一机理将增进对稻种起源、演化、遗传多样性形成及生态适应性的认识，有助于亚种间杂交稻育种。
见到杨江义时，他身着浅色短袖衬衣，可以看到黝黑脸部与脖颈处差异很大的肤色分界线，胳膊也是微微发红的深褐色，这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位常年经受阳光暴晒的农民兄弟，研究“植物分子生物学”的他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
小城镇走出的博士生 耐得住寂寞的科研狙击手
杨江义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一个叫“力角”的小城镇，父母经营一家小裁缝店供养家里的七个孩子。母亲没有读过书，父亲小学毕业，家里孩子众多。多年以后，生活拮据的多子女家庭走出了一位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
“我是家里最小的，父母‘放养’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我的自学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一个人虽然不能决定他的出身，但却可以决定怎么改变自己。“我有个特点，就是比较能坚持。成绩不好我就坚持学习，一天不行就一周、一个月、一年。到了后来我的学习成绩已是拔尖儿的了。”“大学时生活拮据，根本没钱去做其他事情，经常在图书馆一呆就是一天。在图书馆学到的科学方法论，对后来的科研有积极的作用。发散性思维、批判性分析、实验对照设置方法等都是在那时学到的。”
生活就像负重前行，理想与信念赋予人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读本科时生活压力比较大，就想早点出来工作。”大学毕业的杨江义来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下属的粮食作物研究所做研究实习员。“工作之后发现知识储备不够，就特别想再去读书，把学识再提高一点。”于是他考取了四川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硕士期间经济压力依然很大，每个月都要从微薄的研究生补助中挤出一点给父母”。硕士毕业的杨江义在红塔集团烟科所找到一份助理农艺师的工作。烟科所工作相对轻松，既可以拿到当时看来不菲的工资，又能继续搞科研。然而没过两年，烟科所由原来的科研部门变成了烟草监督部门，这次整改促成了他生命又一次转折。“我就是喜欢做科研，事实证明我也更适合做科研。”于是，杨江义开始了他的博士生涯。
“我做科研不是高产的人，我是科研狙击手，不是机枪手”。“狙击手”只关注重要目标，讲究忍耐，聚精会神地瞄准，耐心地等待恰当时机，然后出手，一招中的。杨江义的经历很好地验证了这句话。从2004年他考入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基因组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起，这一读就在科研道路上走了将近九年时间。十年磨一剑，其中艰辛，难以为说。“冷板凳坐久了，总有捂热的一天，毕业的那一年我就真的做出了原创性成果。”
杨江义不无遗憾地表示，现在社会略显浮躁，等待尤其是长达数年未知结果的等待，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情。“我提出新的水稻杂种不育机理最初并未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我默默地按自己的思路一步步做实验，数年后才最终证实了自己的观点。”
杨江义的家乡有很多山，他对家乡的热爱也饱含着对爬山的热爱。“我很喜欢爬山，尤其是爬野山，就是那种没有路的、很少有人爬过的山。我喜欢自己开辟一条路出来。这其中是艰辛与快乐并行的。”他说他的前半生好像一直在爬山，求学路上爬过了一座座山，做实验的路上也爬过一座座山。我们一路披荆斩棘，其中有些困难无法言说，但当最后收获成功的时刻，就会觉得路途中的苦难也满溢着喜悦。
挫折是强者的学校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年轻人不要‘迷信’于IQ，我觉得情商EQ比智商IQ更重要。”杨江义认为情商也指一个人接受挫折困难的能力。“一般到了大学这个平台，智商差别不会太大，拼的就是情商。看你能否承受巨大压力，能否坚持不懈。”“举我自己为例吧。我读博士时，前四年的工作因为研究材料不合适，白做了四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早就放弃了。说实话当时压力特别大。还好我没放弃，休整了一段时间就重新启动了另一个项目，也就是后来论文发表在《Science》上的那个项目。当时有很多同学佩服我，不是佩服我做出的成绩，而是佩服我在逆境中的坚持。”
杨江义有幸与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同为西南农业大学校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本科时听我的老师说过，袁隆平院士读书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但他很有恒心与毅力，工作以后仍持之以恒地研究杂交水稻。他的实验前面做了八年都没有结果，一直坚持到第十年才做出了成果。如果他早早放弃了，就没有‘杂交水稻之父’这一说了”。
杨江义强调年轻人要有好奇心，勇于尝试；做科研更要有好奇心，否则就不会有探究力。他饶有趣味地说起了达尔文抓虫子的故事：达尔文从小喜欢研究生物。有一次，达尔文在田野上看到一只从没见过的虫子，就赶快用左手抓住它。这时，他看见另一只从没见过的小虫，赶紧用右手抓住。谁知又飞来了一只更加稀奇的虫子，达尔文想抓住它，但又舍不得放掉手里已有的两只小虫。于是，他把右手抓住的虫子放进嘴里，空出右手抓住了第三只稀奇的虫子。那只虫子在达尔文嘴里放出又辣又苦的液体，可是，他忍受着，紧闭着嘴巴跑回家，小心地把三只虫子装进盒子里，仔仔细细地研究起来。
杨江义说，“掌握基本的科研方法，才能少走弯路”，“我发现现在很多学生很勤奋努力但却不知道如何去做，没有掌握方法，比如实验对照就很重要，否则得出的结果是没法用的。”
他还强调年轻人不能怕吃苦，想要深刻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深入到实践中去。“年轻人要能吃苦。比如我们做水稻研究的，就要多下田。要到实验田里去观察，把观察到的东西记下来，回实验室思考、研究。袁隆平院士说过，‘电脑里面种不出水稻’。”“我经常下田，下田能观察到书本上没有的现象。我博士期间的原创性研究都是在田间观察到的。坚持到现在，已经把下田当作锻炼身体了。在泥水里，脚都拔不出来，往前走很费力，流很多汗，但对身体很好。”
“兴趣决定了努力程度，进而影响研究成果。”2012年杨江义博士毕业时，很多高校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他坚定地选择了广西大学。留住他的不是广西的青山绿水、瓜果飘香，而是对水稻研究的浓厚兴趣。“做水稻，可以说广西最有气候优势。这里一年可以种两到三季水稻。”兴趣是一种指引，有时也是对理想坚持的筹码。“科研其实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原创性的实验，不可预测的因素比较多。如果意志不坚定，又没有科研兴趣，那真的很难走下去。”
身体力行的团队管理者
“我性格偏内向些，不太爱讲话。”但正是这位不爱讲话的科研带头人把一个年轻人居多的科研团队管理得井井有条。杨江义不会侃侃而谈，但他贵在逻辑清晰，思维敏捷。当你问他一些问题时，只需经过略微思考，他就能给出逻辑清晰的解答。不只讲话方式如此，杨江义管理团队也是脉络清晰，科学有道。
杨江义所在的植物分子生物学课题组从属于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由两个80后博士、一个80后助理研究员和四个90后在读硕士组成。对于这个刚组建不到两年的年轻人团队来说，更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维系团队凝聚力。
“为了保证工作时间，早中晚要各签到一次；每周开一次例会讨论实验中遇到的问题；每两周汇报一次研究进展；每学期做一次研究工作考评。”“我希望督促他们在年轻有精力的时候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算对得起我这个导师的头衔。其实比起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导师的要求来说，这也不算严格。我那时节假日基本都在学校实验室里，实验室规定的两周春节假也只休一周。我现在一直保持这样的工作习惯。”
当然，条条框框的规章制度中也渗透着一些温和的激励措施。“我也没有特别高明的办法。第一是人尽其才。我会让合适的人去完成他擅长的部分，比如我们团队的田间管理员就来自农学院，他非常擅长做田间管理工作。第二是分担成果，多劳多得，这是一个土办法。奖惩分明才能激励他们的科研热情。”
说起科研团队，杨江义满带笑意，“当然，我作为指导老师，作为科研带头人，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前沿的研究方向，才能让他们心里踏实，觉得有盼头。”
（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014级专硕班研究生张斐然/文 陶湘露/编辑）
本文发表于《广西大学校报》2015年11月上半月第531期2版
http://news.gxu.edu.cn/UploadFiles/2015/12/201512211525538822.pdf
